新冠肺炎患者痊愈人数增加专家建议加入康复治疗重视功能恢复

中新网上海2月25日电 (陈静 朱凡)在武汉的金银潭医院病房里,常能看到一位医务人员在认真地帮助病人活动:她鼓励和协助患者慢慢坐起、慢慢站立;从坐位下呼吸肌训练到站位下的有氧运动等,她就是瑞金康复医院的护士长陈俊彦。

陈俊彦指导患者进行康复治疗。 瑞金医院供图

江苏还要求各地摸清受疫情影响幼儿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力度。

短期内基层运转困难有特殊原因,而某些长期性的体制因素也无疑加重了其困难程度。因此,更重要的是把压力转化成为变革动力,加快相关领域改革,理顺各方关系,由此增强基层可持续运转体制保障。

当地时间4月10日,罗马体育馆纪念碑外围用警戒带固定。意总理孔特当天表示,原定4月13日结束的全国“封城”措施将延长到5月3日。

疫情出现次日,洛迪省及周边多省就进入“封锁”。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意大利卫生部顾问里查迪(Walter Ricciardi)称,洛迪省目前积极的迹象,很大程度是因为早期的封锁减缓了病毒的传播。

第二,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采取多种办法自我解困。我国不同地区基层面临困难,具体和直接的原因各不相同,应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允许在不同领域的大胆试、自主试。

当天,米兰市仅仅执行了2天的宵禁令被迫取消,执政的民主党党魁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发了一张“在米兰举着开胃酒”碰杯的照片,劝人们“不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人们在街上高呼“要自由不要口罩”。

应当说,各地在改革创新上的空间很大,需求也很大。只要划出底线,并给予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基层就有可能想出一些解决现实困难的好点子,甚至形成一些可复制的亮点。

4月初,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一位103岁的老人瑞阿达·扎努索成功战胜新冠病毒。她称,“信念与勇气”是自己的抗疫秘诀。

一天后,确诊病例增至79例,政府宣布对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的11个市镇实施封城。不过,在伦巴第大区街头,还鲜有人戴口罩;传统的“橘子大战”照旧举行,超万人涌上街头;米兰市长也在网络上发起了“米兰不停歇”的活动。

3月9日,总理孔特宣布“我们没有时间了”,全国将于10日正式“封城”。意大利随后进一步关闭所有商店,只有部分民生物资超市及银行、公共交通能保持营运。随之出现的是,口罩价格飞涨,超市蔬菜脱销,确诊病例一周内再增逾2万。

意大利罗马,一位居民用锅盖敲钹,参加名为“从窗户往外看,我的罗马”(Look out from the window, Rome mine !)的音乐快闪活动。

这些卡车上载着的,都是新冠肺炎死者的遗体。由于死亡人数太多,当地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不得不将棺材转运到其他城市。

2月21日,意大利在洛迪省科多尼奥市发现首例本地确诊患者。这位 “一号病人”被隔离前曾分别在三个地区参加过半程马拉松赛、小镇跑步比赛以及足球比赛。他的父亲、妻子、家庭医生、医院医护人员、球友、同院的病人都被感染,据估计影响了约5万人。

疫情下的意大利人也习惯了这种“封锁”状态。他们渐渐放弃了贴面礼,学会了自娱自乐。在罗马,“不甘寂寞”的市民拿着小提琴、手风琴开起了“阳台音乐会”,还有人在室内“滑雪”,在家中跑马拉松……

当地时间4月12日,复活节当天,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著名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米兰大教堂内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独唱”表演。

当地时间4月6日,意大利克雷莫纳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手牵手,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影响的人们表示支持和致意。

据介绍,病情严重程度不同的新冠肺炎病人康复训练方式应有所不同:对于重症的患者,可以进行简单的运动,比如卧位或者半卧位时的深呼吸,以促进肺的扩张、促进排痰;中度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卧位和坐位时的直腿抬高、站立位的缓慢伸展运动,以及协助呼吸肌群的抗阻训练;而轻症患者,比如方舱内的病人或者居家隔离的病人,跳舞、跳操都是非常有用的康复训练,活动时间控制在每天每次0.5-1小时。

2月27日,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突破400例,尽管政府已在多地祭出停课、暂停社会活动的措施,但疫情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意大利总理孔特此前透露,可能会在本月底开始放宽一些措施。但他同时表示,意大利不能降低警惕,限制只会逐步放松。

第一,抓住时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基层运转困难,核心表现在财政收入的下降。加大中央的支持十分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理顺财税体制。

这个总有游客排着长队等待参观的景点,如今空无一人。静谧的画面,无声地诉说着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个国家造成的影响。

时钟拨回一个月前的3月18日,意大利疫情的高峰期。在伦巴第大区贝加莫市的街道上,一辆辆排成长龙的军用卡车在静默中行驶而过。

不到2个月,生活已面目全非

受疫情影响,我国各地财政收入均明显下滑,叠加减税降费政策,无疑加大了基层运转的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六保”中明确把“保基层运转”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从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到“保基层运转”,表明中央的重视程度也在明显提升。

比如,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制度。继续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着力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形成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占主体的结构;减少对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要求。这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划出底线,给予基层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就可能出现一些解决现实困难的好点子,甚至形成一些可复制的亮点。

这些人往往都是孤独死去的。在贝加莫市旁的小镇里,卢卡·卡拉拉(Luca Carrara)86岁的父亲和82岁的母亲在数小时内先后身亡,但他却没有机会见他们最后一面。

3月30日,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突破十万。同时,疫情也开始进入“平缓期”,新增确诊病例由最高时的单日6000余例降至3000例左右。意大利民防部门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意大利实施近一个月的全国管控措施正在见效。

当地时间3月12日,意大利米兰市中心空无一人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购物中心。

而卢卡·弗朗塞斯(Luca Franzese)的妹妹特蕾莎,直到死去也没有能够入院。卢卡说,他们感觉被“抛弃”,就连妹妹的遗体都无人收殓。直到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出求助,才有一家当地的丧葬公司前来。

基层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运转状况直接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一方面,基层不仅是地方社会管理和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也是包括精准扶贫在内的国家战略部署的终端实施者。另一方面,基层正常运转也直接涉及“保民生”“保就业”等。比如,基层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工资支出。因此,基层是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不可或缺的主体。

新问题:继续封锁还是“解封”?

3月19日,意大利累计死亡病例升至3405例,成为当时全球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激增的死亡病例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政府防疫检查和惩处力度也日趋增加。意大利这才渐渐寂静下来,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戴上了口罩。

第三,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调整自主权。对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建设等领域,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把一些调控政策下放到地方,支持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关政策,不需要全国统一行动。同时,根据中央要求,下大力度破除形式主义,实质性减轻基层负担,为基层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

同时,各地要落实相关费用优惠减免政策,教育部门要结合实际主动协调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等部门,在房屋租金、税费等方面按规定统筹落实好疫情期间各项优惠政策,确保疫情期间民办幼儿园正常运行。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称,今年的节日和往常很不相同,因为疫情“在突然之间造成了很多破碎的故事和情感”,但这些天“我们也看到了战胜疫情的现实希望”。

等他们终于被接入医院,工作人员不知道要将病人安置在哪里,医生则不得不选择该拯救哪些人,“让老人死去”。卡拉拉称,“一切都是灾难性的。”

有分析称,这种兵来将挡式的逐步性尝试,似乎比病毒的致命轨迹慢了一步。

据悉,现代医学越来越重视病人的功能恢复,只有功能恢复,病人才能开始正常生活和工作。从长期来看,及时进行康复治疗,可以大大降低疾病经济总负担。在瑞金医院,从急诊到重症病人,以及大量外科手术后的病人,都有康复学科的提前、尽早介入,帮助病人训练,受到众多患者和科室的欢迎,康复科也成为院内会诊排名第一的科室。

新冠肺炎死亡率超12%的意大利,走过了怎样的“至暗时刻”?

但全员居家也意味着经济停滞。据统计,封城措施实施一个月,意大利经济损失高达470亿欧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1%。随着疫情呈放缓势头,政府也面临着继续封锁还是“解封”的新问题。

另一个好消息来自疫情“重灾区”之一、感染病例接近人口数1%的洛迪省。4月12日,该省新增确诊仅为12人。其紧急服务负责人介绍,最近一周,因出现疑似症状来医院就诊的人也从一个月前的日均100人减少至10人左右。

从局部封城,到全国封锁,再到两次延长封锁至5月初,意大利的隔离政策不断升级。意大利国家高级卫生研究所所长西尔维奥·布鲁塞弗罗(Silvio Brusaferro)说:“曲线已经达到平稳并开始下降。”“这是我们日复一日要实现的结果。”

“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在意大利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布雷西亚市,救护车热线主管法比奥·阿里吉尼(Fabio Arrighini)如是说。

《华尔街日报》评价称,意大利在封锁后疫情放缓的情况,对于其他有类似做法但时间滞后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希望的信号。

可到了3月7日,津加雷蒂本人确诊感染。

截至13日,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15.9万,死亡逾2万,有3.5万人治愈。

比如,鼓励地方积极探索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因地制宜地扩大开放。也可以鼓励地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既为抗疫融资,又形成新的制度创新案例。今年2月,四川发行四期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专项债券,实现全国首批境外机构以“债券通”等方式参与境内地方债一级市场投资,突破了以往的限制,有效支持了四川地区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这一情况更加危险。伦巴第省科多尼奥的医生纳塔利(Marcello Natali)此前接受采访时曾称,由于物资短缺,他工作时已经没有手套可戴了。随后他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并转移到米兰的医院,最终不幸去世。意大利已有超13500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至少105人殉职。

再比如,特殊时期加快立法进程,尽快启动消费税改革。把消费税改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价外税,并把消费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收,从而使地方财政和地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直接挂钩。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消费税税基相当厚实,将此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可以为基层运转提供重要保障。

“我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明”

当下,随着越来越多新冠肺炎病人痊愈,上海医学会医学物理与康复学主任委员、瑞金医院康复科主任谢青指出:“是时候考虑将康复疗法加入诊疗方案了。在疫情暴发初期,必须以救治疾病为主,随着疫情的好转,治愈人数增多,应该更加重视病人功能的恢复。”谢青认为,在诊疗方案中增加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功能评估标准以及早期康复内容。

他们孤独地死去,孤独地被埋葬

在金银潭医院工作一周后,陈俊彦发现病区里很多病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恐惧害怕、躺在病床上完全不敢动。她说,躺久了不但对肺功能的恢复有损伤,而且身体肌肉也会大量流失。于是,陈俊彦开始用自己的康复知识和经验,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指导好转的病人在病房走廊上打太极。据了解,有好几位出院的病人都曾经跟着她做过康复训练。

近日,重症病例及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的人数也连续下降。4月12日,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431例,创下近三周以来最低。

《中国教育报》2020年05月07日第3版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则警告,考虑解除或放宽限制措施的国家要首先考虑保护人的健康,“太快解除限制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反弹。”

此外,谢青提醒,在隔离病房内现场指导的康复治疗师因为需要与患者直接接触,需要二级以上防护,但是如果需要帮助病人进行呼吸康复训练时,因为可能会产生痰液或气溶胶时,建议采取三级防护。(完)

在此特殊时期,在进一步压减基层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缓解保运转支出压力的同时,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加大倾斜力度。同时,发行地方抗疫特别国债,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而着眼于疫后建设,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为重点,包括重构公共卫生体系、加大社会建设投资,可由此使各地尽快形成既事关长期又拉动短期增长的有效投资,尽快拓宽短期地方政府的收入渠道。

“康复训练对这些病人很有用,保持直立位或坐位有利于防止气道闭塞而预防肺不张,有助于膈肌活动,降低呼吸做功,增加有效肺容量;适当的体位有助于优化动脉血的氧合和通气血流比,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此外,也能增强患者信心,尽早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尽早回归家庭和社会。”谢青对记者解释,“尤其对于使用过呼吸机的重症患者,他们一般病情较重,病程较长,卧床的时间也长,因此除了肺炎本身造成的心肺功能受损外,全身的各个系统功能可能都会下降,尽早对他们进行呼吸和全身的专业康复训练,例如排痰训练,指导性咳嗽,呵气训练等,以及运动系统的康复训练,会帮助他们更快地恢复。

为此,基层既要得到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通过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

贝加莫省的居民称,“一些村子中,七八十岁老年人都去世了。丧钟从早鸣到晚。”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的分析称,该国新冠肺炎死者的年龄中位数为80岁,其中约99%的人出现并发症。

《贝加莫报》的编辑说,“这些人孤独地死去,孤独地被埋葬。没有人牵着他们的手,葬礼很小,牧师匆匆祈祷。许多近亲都还在隔离中。”

在疫情防控期间,江苏鼓励银行机构对符合贷款条件的民办幼儿园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利率,提高贷款效率。对于贷款到期、受疫情影响存在暂时困难的民办幼儿园,江苏提出银行机构应根据其申请,结合实际情况适当给予贷款展期、延期付息、免收罚息等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遇有国家政策调整的,按新政策执行。对少数受疫情影响严重、恢复周期较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幼儿园,银行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协商确定另外的延期还本安排。

卡拉拉告诉当地媒体,由于附近没有医生能来诊断,他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在家中隔离了8天,体温达到39度。他尝试拨打意大利的紧急服务电话122,但没有人来。

拨打紧急呼叫服务的人也在减少。负责伦巴第大区4个省份的紧急呼叫服务公司经理卡内帕里(FabrizioCanevari)透露,“在疫情暴发的第三天,我们一天能接2300个电话。”而如今,每日呼叫数下降至480个。

或许正如科多尼奥居民莫妮卡·莫雷蒂(Monica Moretti)所说的,她不知道出行限制何时能结束,也担心没有收入无法生活,但更担心的是,疫情第二次暴发,而此前的牺牲化为徒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