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已建境外进京人员集中观察点149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9日讯 (记者李佳霖 郭静原)记者从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3月18日0至24时,全国新增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例,其中北京21例。北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颖表示,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明显增加,进一步严格境外进京人员管控措施已刻不容缓。

“截至目前,北京市各区已建立境外进京人员集中观察点149处。通过积极整合各区宾馆酒店资源,因地制宜抓好集中观察点建设。”徐颖介绍,在设置标准上,对集中观察点的平面布局、通风系统、废弃物处置、消毒保洁等进行严格规范,确保符合卫生防疫要求。集中观察点设立后,还要由卫生部门进行医学评估,由应急、住建、消防等部门开展安全检查,合格后才可投入使用。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但从总体上看,清朝的北京,没有发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

虽用了明代名医张景岳

清朝嘉庆年间,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在后来刊行的《海录》中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病

明天启七年(1627年)及崇祯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

“为让集中观察人员安心安身、平稳度过观察期,集中观察点在全力做好基本生活服务保障的同时,突出人文关怀,努力让集中观察人员感受到家的温暖。”徐颖说,在食宿安排方面,集中观察对象原则上单独房间居住,在房间内单独就餐,根据各观察点实际,可通过营养套餐定制、外卖代送等方式,满足多样化餐饮需要。同时,在每个观察点发放防护指引,每个房间配备消毒用品,每人每天定时测量体温,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咨询和心理疏导。此外,在外籍人员入住的观察点,还专门配备了英语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及多语种翻译人员,发放英、日、韩、意等多语种防控指引,开通外语电视频道,充分尊重外籍人士生活习俗,以暖心服务让外籍人士感受“北京温度”。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说,公历2月到6月之间。因此瘟疫流行时间,很值得注意。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见。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暴发霍乱。由于该病潜伏期较短,传染性较强,发病突然,所以病人发病前并无什么症状,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个时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长者也仅一二天身亡。数日内便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人心惶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过瘟疫的有12个年份,位置上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用明代京城名医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治疗方法,对这场瘟疫也“医莫能疗”。

为防止疫情传入京城,次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拨款组织临时防疫总局,地址设在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同时设分局4所,并在永定门、右安门外先后设立防疫病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出现疫情,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称:“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此可见当时疫情势态极其严重,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此疫情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当大瘟疫到来时,民众十分恐惧,很多被传染者,不去医治,而请萨满巫师到家里,为患者跳神治病。

明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地区发生大规模瘟疫。《明神宗实录》载:“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亡甚众。”《通州志》则称:“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这场瘟疫史称“大头瘟”,又称“大头风”,其特征是病人头面红肿,发热,且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光绪二年(1876年)春,北京地区暴发“喉风”,谭嗣同曾在他的文章里说,当时因此病死亡者众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棂往往使城门的交通为之断绝。史籍中将这次瘟疫记为“喉风”,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生疫情,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这次发生在东北的鼠疫大流行,除了黑龙江、吉林的死亡人数,同期还引发了肺炎流行,死亡6万多人。在这期间,聘请海外归来的西医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令“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元大都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大约有六十多万人口,商人、传教士等往来于欧亚,元大都城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的黑死病晚七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一定关系。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

同在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兴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区的流行。因为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带,人烟稠密。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机会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朝觐,可以减少传染的概率。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清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共十七条。其中,第一条为“本章程所谓传染病者,霍乱、瘟疫、痘疹、白喉及其他容易传染之病皆包含之”。第三条为“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死者,应于当日速行呈报该管巡警局”。第四条“患传染病者,应从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条为“医生诊视传染病时,须将消毒及清洁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时呈报该管巡警局。清洁法有: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等。

据《析津志》记载,金朝筑燕城,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对疫情的重视。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寻找医治痘疹的大夫,得到二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纯嘏和陈添祥,为皇子皇孙接种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孙们的痘疹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元大都、明北京先后九次流行大瘟疫,都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后来又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行隔离。所以,清朝在当时疫情出现时,多采取“离间法”,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即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则是采取强制性隔离,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

颁布《预防传染病章程》

徐颖介绍,在力量配备上,在每个观察点组建专业团队,全面开展人员培训,高标准做好物资保障,着力提升服务管理能力;在管理方式上,严格落实封闭管理措施,科学划分指挥区、工作人员区、留观人员区,实行分区管理,严格做好卫生消毒、垃圾处理等工作,切实防止出现交叉感染;在工作流程上,围绕人员接收、健康监测、应急处突、解除观察等各环节,研究制定统一工作标准,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确保第一时间能够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康熙幼年,为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康熙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

主张用科学方法应对疫情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对患痘者进行隔离的措施。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尤其清朝,因为害怕得痘症(天花),格外重视疾病的防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一边让宫廷内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是患天花而死,年仅二十四岁。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现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的方法,仍“莫能疗”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发生天花。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恙,三日一报。”

疫情出现时,康熙还不赞成找萨满巫师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学方法医治。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便介绍用这种药,果然效果很好。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生兴趣,还请传教士来讲课,并在宫廷中建立实验室。

古代发生大的瘟疫,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还会尽其所能进行应对。郎中们会拿出药方,行善者还会出资买药发给患者;有号召力的,会召集大家买棺材埋葬死者。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也会解囊相助,扶弱济困。有时,皇亲国戚、朝廷官员等,也会捐钱救灾。

清代发生瘟疫有17个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实际上,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

大的瘟疫流行,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在皇朝时代,疫情中,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会激化。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使本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民变四起,后果严重。清朝开明的皇帝,总在灾疫之后,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施赈济、减赋税、开义仓、设粥厂等,以缓解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据《元史》记载,元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书中说:“京师大饥疫……,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可见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伴随人类几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死于疫病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的人数。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曾疫病频发,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危害最大。我们纵向地回顾疫病应对史,是为了让读者对文明进步、社会完善持有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因应当下。

乾隆年间,官府曾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